河南省138家小煤矿与骨干煤企签约
而國際間的數據顯示,近一年來,COVID-19再感染率隨著新毒株的流行而走高。
但是還要提醒大家,致病能力的強弱更大程度上取決於自己的身體狀況和免疫背景。Omicron厲害之處,是它摧毀了人類希望透過疫苗接種建立免疫屏障,從而阻斷COVID-19傳播的夢想。
研究顯示首次感染後,最短19天即有可能發生二次感染,最長293天。我們接種COVID-19疫苗來預防感染,主要是想透過誘導中和抗體來實現,但是目前新的突變株存在上述免疫逃逸情況,導致疫苗預防感染效果不佳。當病毒入侵人體時,這些記憶細胞可以在短期內快速產生新的抗體,能夠有效防重症及避免死亡。原因是什麼呢?科學家的研究發現,在於Omicron BA.1感染存在抗原原罪現象(original antigenic sin,又稱霍斯金現象),即BA.1感染主要喚起之前原始株疫苗所誘導的記憶B細胞,但很難產生特異性針對BA.1的中和抗體。另外,新的Omicron病毒株流行或將縮短二次感染的「安全窗口」。
這意味著群體免疫對於新突變株的預防感染作用很弱,新的突變株會逃逸之前疫苗接種和自然感染所建立的免疫屏障。在BA.2和BA.5突破感染中,也觀察到了類似的抗原原罪現象。直到這時,印尼仍是最多不同歷史、語言與文字的各種族裔雜處的地方。
有些暴力是精英們為壓制底層無知民眾危險的原始情緒而採取的行動,但絕大多數暴力是政府當局犯下、或至少鼓勵的犯行但印尼能像中國一樣成為集權統一的國家,透過革命手段立國是決定性要素。在聯邦主義治下,民主也發展得好些。無論怎麼說,雅加達將它的人民成功變成印尼人,而吉隆坡還沒能將它的人民成功變成馬來西亞人。
或許到時候,印尼人會以馬來西亞聯邦經驗為鑒也未可知。與荷屬印度那些君王相比,後來組成馬來西亞的君王享有的司法管轄權大得多。
生活在成為馬來西亞這一邊的人,就族裔與歷史而言,除了近期的移民品質以外,與生活在成為印尼那一邊的人並無基本差異。馬來西亞的戰後重建與1970年後的經濟景氣更將印尼遠遠甩開。有些暴力是精英們為壓制底層無知民眾危險的原始情緒而採取的行動,但絕大多數暴力是政府當局犯下、或至少鼓勵的犯行。Photo Credit:八旗文化提供 1998年五月暴動之後的雅加達 卡達山杜順與其他婆羅洲族裔加入馬來西亞的方式,雖說絕對談不上民主理想,但與邊界另一邊比起來,它是自願、合憲、而且平和的。
印尼人雖說長久以來一直瞧不起馬來西亞,認為馬來西亞是一個落後、依賴新殖民主義建構的國度,但自1998年以來,印尼人也開始自我反省,爭論印尼出了什麼問題。「馬來西亞緊急狀態」(Malayan Emergency,1948至56年)造成數以千計傷亡,與印尼在革命與國會政治期間的傷亡數字差堪比擬,但印尼1965至66年間的大流血,在1982至85年間的「神秘殺戮」,在1998至2005年間的亞齊衝突,以及在1996至2002年間的族裔—宗教仇殺事件,其血腥恐怖都是馬來西亞望塵莫及的。但革命為印尼帶來重創,原本作為印尼經濟領頭羊的歐洲公司大舉出走,一種對外資不友善的氣氛一直持續到1967年。在後革命時代的印尼,無數代表為國犧牲的情緒性儀式,甚至反覆禱唸「17-8-45」(指印尼宣布獨立的日期1945年8月17日),都成為激勵人心的重要利器。
但馬來西亞採取了複雜的聯邦系統,而印尼卻與中國一起,成為透過單一國家組建多元文化的全球最大的實驗場。在印尼,暴力造成的損傷極端嚴重,而且犯行大多未遭懲處,也沒有紀錄。
印度經歷更困難的狀況,但也存活下來,是又一個例證。鮑伯.艾爾森在學術刊物上首先發難,提出有力例證說,「只為執行一項錯誤的領土完整,就不計成本,犧牲這整個項目可能帶來的一切價值,完全沒有道理」。
所有這些族裔都在人口普查(1980年那次例外)與學校教學大綱中獲得認可,也都能透過族裔政黨與州議會參與政治系統。他們會以較實際的作法脫鉤,因為他們擁有這麼做的基礎設施與領導權。新加坡1965年脫離馬來西亞就是一個現成範例,並且它同時也證明了獨立不會招致「世界末日」。麥迪遜(Maddison)的比較數字顯示,印尼的人均國內生產毛額(GDP)在1913年略微領先馬來西亞,到1940年仍然與馬來西亞保持伯仲之間。當新加坡脫鉤時,吉隆坡堅決反對,但它其實有足夠手段防阻這件事發生。據說,敦.穆斯塔法在1970年代,以及一些卡達山領導人在1980年代,都有這種脫鉤念頭。
還能在州的層面上為反對黨提供必要經驗,不像中央集權系統那樣,必須靠零和遊戲拚個你死我活。印尼當局為伸張革命集權理念而推翻殖民時代的法治,但它用來填補這個空隙的是武力而不是憲法。
印尼為實施革命式的中央集權所付出的成本,可以用經濟條件加以評估。由上而下、不計後果的野蠻鎮壓付出的代價過高,根本得不償失。
如果日本在1945年8月間突然投降沒有為革命帶來機會,印尼的立國過程很可能經歷不同區域與荷蘭人之間的一連串妥協,最後出線的很可能是聯邦制解決辦法。從竭力維護、發展自己獨特認同的少數族裔的觀點來看,馬來西亞的聯邦主義令人快樂得多。
它包括一種「多層認同」過程,在這種過程中,較具地方性與特定性的認同只能簇擁著印尼認同,不能與印尼認同衝突。馬來西亞的司法最後因馬哈地而蒙塵,但與印尼相比,馬來西亞始終保有法治。基本上,艾爾森所謂「印尼理念」會大不相同。所謂印尼主體意識涉及共同語言、習俗、教育與一套有關印尼民族的假定。
文:安東尼.瑞德 革命後的印尼與聯邦馬來西亞 在英國人所謂「馬來世界」劃分的英國與荷蘭勢力範圍界線,是一條人為界線。它不僅能讓境內各州享有它們似乎各自要的。
到1950年,印尼的人均國內生產毛額只有大馬的一半,到今天,更只剩下大馬的四分之一。英國殖民當局為謀實質的帝國營造之利,接受不對稱、甚至是古怪的安排。
直到這時,印尼仍是最多不同歷史、語言與文字的各種族裔雜處的地方。相形之下,馬來西亞的立法與司法體制保有相當憲法力量,而且它的軍隊也不會鎮壓人民。
以一個州、一個族裔或地區為大本營的政黨,基於利益考量,會想方設法削弱核心以壯大自己。國定儀式與博物館不斷訴說印尼浴血立國的歷史,不斷提醒國人為了國家,要流更多的血本文統計選前選後的幾個重大事件數據,比對每次事件對社會產生的影響力。其中,前台北市長柯文哲與台北市議員苗博雅,討論台北市超徵稅收的議題最受關注,盧秀燕市長在被要求返還超徵稅金後,提出擴大育兒津貼的發放,也受到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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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皮爾森數據 政治若讓人民失望,投票率低的缺點顯而易見。2022年選舉未能點燃民眾參與公共事務的熱情,選前全國話題聚焦在候選人的爭議。
今年仍然是個選舉年,人民正在等待政治工作者,更好的生活提案。這顯示,選民並非全然對公共事務感到失望,當政治工作者提出的政策議題,確實能夠反映當代社會的需求,選民仍願意積極給予回應。